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文化价值

董晓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一带一路”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苏省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担任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与翻译、区域与全球治理、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两项以及多项省部级课题，国内外出版中英文著作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

千年丝绸之路上曾经留下众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其中最著名之一就是唐朝玄奘法师。鲁迅称他是“舍身求法的人”，梁启超盛赞他“千古一人”，唐太宗高度评价他为“法门之领袖”。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前后十多年间所见所闻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由玄奘奉唐太宗之敕令口述，弟子辩机笔录而成，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另两种分别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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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从玄奘所处的时代来审视，玄奘西行的影响基本是单向的——主要体现为当时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玄奘将天竺游学期间所收获的见闻、佛教典籍以及所思所想带回长安，通过译经讲法，创立法相宗，促进了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推进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但是，如果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审视《大唐西域记》，我们就会发现，玄奘之行的文化价值超越了时空，不仅带来了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吸收，也产生了中国对印度的历史影响，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大唐西域记》的成书与传播

从历史记录来看，当初唐太宗要求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主要目的是希望尽量多地了解西域情况。唐贞观十九年二月初一，太宗在仪鸾殿接见玄奘，询问西去见闻，尤对西域地理风情及政治状况感兴趣，与其攀谈许久，谈话间，“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

当时勃兴的唐王朝，需要保卫并巩固自己的疆域，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要消除当时西面和北面的突厥军事联盟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进一步妥善处理中原王朝与突厥部落的关系，这正是玄奘西行的宏大历史背景。自南北朝后期到唐初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原王朝的北部和西部边境以及延伸到中亚的地域内，由突厥人作为主体组成的部落联盟一直是相当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当时的突厥人控制着从中原到西域的所有通道。在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部后，从中亚到印度的广大地域内，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之内。《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到了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随着唐军的军事胜利，东突厥问题得到解决，其后需要面对的主要是西突厥问题。在整个唐太宗统治时期，西突厥与唐王朝时而保持和平，时而兵戎相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西突厥才完全被唐朝军队击败，唐朝由此控制了以碎叶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并在碎叶设置军镇。新设的碎叶镇成为唐王朝最西的军镇，与龟兹、疏勒、于田一起合称“安西四镇”，统属于安西都护府。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全面经营，一直持续到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带领军队，在中亚的怛罗斯（《大唐西域记》里称作“呾逻私”）与大食军（即当时进入中亚不久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发生冲突。怛罗斯之战唐军战败，唐朝军事力量由此退出这一地区。

玄奘法师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玄奘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俱舍论》等经论。学习过程中玄奘感到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所载内容也不尽相同，最终决定西行求法，以解迷惑。玄奘此前也曾陈表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结果未被允准。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觅得机会，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途经新疆，经中亚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的那烂陀寺学习。他师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等论典，着重钻研《瑜伽师地论》，兼学梵书《声明记论》。

玄奘在印度共生活14年，其中在那烂陀寺5年。在印度期间，玄奘一方面研究佛经，另一方面刻苦学习梵文，为日后翻译佛经奠定了基础。公元641年，玄奘携带7尊佛像、657部经书、150粒舍利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公元645年，玄奘抵达长安。

玄奘此行，历时17年，行程5万里，是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旅行。回到长安以后，唐太宗安排玄奘在长安弘福寺翻译佛经，后又住大慈恩寺。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经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记录整理，《大唐西域记》终于完成。玄奘在进书表中说：“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充分表达了他的心迹：希望追仰我国经营西域的著名前辈张骞、班超，完成一部关于西域的综合著作。公元664年，玄奘逝世。

《大唐西域记》全书共十二卷，按照其行程的顺序先后介绍了途经的110国和路途传闻所知的28国，详细记录了公元7世纪西域、中亚、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地理、气候、物产、民俗、宗教、文化等情况。《大唐西域记》序言写道：“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一帙十二卷。”该书卷一主要记载西域34国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卷二、卷三叙述北印度尤其是犍陀罗的佛教故事和史迹；卷四以下渐入中印度；卷十之后，中、南、东印度及斯里兰卡均有叙述。全书“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是研究中世纪西域、中亚、印度等地区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及其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和重要文献。

《大唐西域记》体例严谨，文笔绚丽雅致，简扼流畅，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精彩纷呈，令人读来妙趣横生，兴味盎然。季羡林先生曾评价：“统观全书，包括了100多个‘国’，玄奘的记述有长有短，不管多么短，他的记述似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这些方面几乎都要涉及到。当时和今天想了解这个‘国’，除了以上这些方面，还要了解些什么呢？”（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如《大唐西域记》对“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吉尔吉斯山脉北麓一带）的记述：

“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

这一段以诗一般的语言介绍了“千泉”得名之由，使人如亲历其境。此类生动传神的表述，书中还有不少，比如对瞿萨旦那国“大流沙”的描述：

“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在中国，《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及对它的研究历史悠久。唐时即有抄本流传，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就曾发现过唐写本的残卷，现为传世最早的本子。宋代以来，有多种刊本、注本，清末民初以来出现多种相关研究著作。清末民初丁谦所著《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是最早专注《西域记》地理考证的著作。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博采众家之长，纵考古今之变，是目前中外校释、研究《大唐西域记》的集大成之作。

从19世纪开始，《大唐西域记》的传播具有了世界意义，日本、欧美的译本相继出现，包括1858年儒莲的法译本，1884年毕尔的英译本，1905年瓦特斯的英译本，1912年日本掘谦德的译注本，1911年日本京都帝大校本，1936年日本小野玄妙译本，1943年日本足立喜六的译注本，1972年日本水谷真诚的译注本等。

19世纪中晚期以后，东方学和比较宗教学逐渐兴起，玄奘的佛学著作受到了西方各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大唐西域记》在西方陆续有外文译本出现。1853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翻译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此书基础上，儒莲于1858年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译成法文，共两卷，在欧洲汉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参考儒莲法译本的基础上，英国伦敦大学汉学教授毕尔（Samuel Beal），于1884年翻译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两卷本英译本。该译本同时也收录了1869年毕尔曾经出版的英文版《法显、宋云游记》，在前言中，毕尔简略介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源流，指出这本书是中国佛教徒法显、宋云和玄奘等去印度西行求法所写的游记，并且撰写了这三人的简略生平传记，以便西方读者更好理解英文版《大唐西域记》。

继毕尔之后，英国驻华外交官瓦特斯（Thomas Watters）又一次重译《大唐西域记》，1901年1月瓦特斯在英国伦敦离世，留下《大唐西域记》的翻译手稿。1904年至1905年间，瓦特斯生前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两位好友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s）和卜士礼博士（Dr.Stephen Wootton Bushell）将瓦特斯的翻译手稿进行整理和编辑，通过东方翻译基金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这个译本共两卷，分属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东方翻译基金系列丛书的第十四、十五本。该英译本附有大量的注释和考证，而且将《大唐西域记》中出现的印度人名、地名的梵音汉语音译词语全部按字母顺序整理，在文末编成索引表，并且配有印度的梵文词语翻译，逐一注明在文中出现的页码，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

从《大唐西域记》到《西游记》

《大唐西域记》文笔绚丽，是游记中的佳品。其记事叙物写景，富有文学意味。如记述的与佛教有关的传说故事中人物清晰、情节丰富，构思精巧、想象奇特，引人入胜，因此得以在中国广泛流传，并对中国的通俗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在《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之上改编的说经话本。从唐朝开始，民俗文学中就出现了一种说唱艺术——“说话”。说话主要是讲故事，故事的内容既有神话也有历史传说，还有民间故事，也大量从佛经中取材。到了宋朝，讲说佛经故事已成为说唱艺人的基本技艺之一。他们讲故事的底本，叫做“话本”。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流传极广的一个说经话本，讲述了唐僧玄奘与白衣秀士猴行者赴西天取经的故事。故事中的取经人，除玄奘外，还有一个猴行者，他的外形是一位白衣秀士，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因为偷吃了蟠桃，被王母娘娘捉住，用铁棒在左肋打了八百，右肋打了三千，然后发配到花果山紫云洞。书中描写，这个猴王有胆量、有见识，降妖捉怪的本领很大，一路上他帮助玄奘打杀白虎精，斩除馗龙，收服深沙神。

在讲述宋代话本的猴行者形象时，我们需要额外引述一下印度古代长篇叙事史诗《罗摩衍那》。《罗摩衍那》记叙了印度古代民间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王子罗摩即将继承王位时，由于受父亲的爱妃妒恨而被放逐到远离王城的深山里。在放逐生活中，妻子悉多被魔王抢走。罗摩王子在一群猴子的帮助下，打败了魔王，夫妻团聚，恢复了王位。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本领高强的神猴，名叫“哈努曼”。猴子们就是在它的率领下战胜魔王的。有学者认为，这位印度故事中的“哈努曼”就是宋朝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白衣秀士猴行者的原型。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形是玄奘故事中所记载的石槃陀，《西游记》故事中孙悟空几次想杀害唐僧，也取材于石槃陀怕玄奘连累自己而想谋害玄奘之事。

甘肃榆林石窟中有一幅西夏时期的绘画《唐僧取经图》，画面上有玄奘、猴行者和白马的形象。到了金、元两朝，玄奘取经的故事已被搬上了舞台，金朝艺人演戏的脚本中有《唐三藏》，元朝的杂剧中有吴昌龄写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是一部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杂剧。在这部杂剧中，唐僧玄奘的随行者增加到三名——孙行者、猪八戒和沙和尚。其中，孙行者是猴行者的发展，猪八戒则被认为是依据曹魏时期赴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而创造，杭州飞来峰龙泓洞的佛教浮雕中，有一组内容是表现三个人牵着两匹马，一匹马驮着佛经，一匹马负着莲座，这组浮雕表现的就是朱士行渡流沙赴西域取经求法的故事，浮雕上方的题记中，有“朱八戒”等字。除杂剧外，元代还出现了《西游记平话》，这是民间说书人的底本。从现存的片段“梦斩泾河龙”和“车迟国斗圣”来看，《西游记平话》中人物增多，情节复杂，和后来的《西游记》相当接近。

到了明朝晚期，吴承恩以玄奘西赴印度学佛取经的史实为素材，以民间流传的各种话本、杂剧为基础，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西游记》。

《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史的意义

在古代，印度自称为婆罗多，曾被古代中国人称为天竺，位于南亚次大陆。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一样通过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而丰富本国的文化体系，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外发展，同时影响着其他文化。最好的例子便是佛教文化，虽起源于印度，但至今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在历史上，印度虽与中国紧邻，但是，古代印度人的历史思维却与古代中国极为不同。古印度人不注重记录历史，更相信声音的永恒性，于是产生了很多口传的神话和故事，这是古代印度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但也正因为如此，而出现了文字记载历史的缺失，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度人没有历史”。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后世了解当时的印度历史提供了一扇窗。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在南亚大陆途经100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并且详细地记录了印度70多个小邦国的名字、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和社会民生，还对其中较为重要的佛教遗址，包括地理位置、形状大小、周围山川地貌等进行了详细的描绘，既精准严谨又形象生动。因此《大唐西域记》成为当时对印度社会和历史的详尽记录。

当然，在根据《大唐西域记》发掘出相应的古代印度遗址之前，人们还不能确认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是否正确。不过，考古工作很快就验证了《大唐西域记》的文化价值。著名的那烂陀大学遗址重见天日就与《大唐西域记》密不可分。那烂陀曾经是古代世界佛学研究最高学府，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全，即使在今天也不逊色于任何大学。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全盛时期的那烂陀大学绵延十公里，包含大小十余座佛寺，拥有1500多位教师和1万多名古印度及外国学生。但是在后来，盛极一时的那烂陀毁于入侵战火，其遗址尘封于地下数百年无人知晓。直到19世纪50年代，对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当时的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局局长、英国人亚历山大·康宁汉姆核实了他所发掘的鹿野苑的考古资料，确定了遗址的名称及在该处所发现文物的性质和用途。其后，他以《大唐西域记》为指南，根据书里的描述和记录，展开了长达25年的考古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了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蓝毗尼等佛教圣地，以及那烂陀寺等大量重要古迹，古印度的历史从此被一点一点展开。其中，在重建大菩提寺时，在寺址方位、建筑图案和使用材料的选择上都参考了《大唐西域记》。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评价玄奘时说“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Vincent A.Smith，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600 B.C. to the Muhammadan Conquest.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4.）曾任我国驻印大使的乐玉成曾经撰文提到，根据新那烂陀大学校方资料，印度佛教遗址有80%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挖掘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在很长时间里，由于本国的史料文字记载缺乏并多有矛盾之处，印度人一度只知道阿育王柱的存在，但是其大小、样子以及在什么地方等细节均不清楚。《大唐西域记》中保留了对阿育王柱的详尽记载，19世纪中期，英国考古学家和印度学者参照《大唐西域记》而找到了其所在，使尘封百年的阿育王柱最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Vincent Arthur Smith）的《印度早期历史》《牛津印度史》，大量参考和利用了《大唐西域记》英译本等相关史料，重现曾经湮没于历史的古代印度，为英国的印度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史密斯在《印度早期历史》前言中指出：“玄奘这部书是个宝藏，包涵很多准确的信息，对于任何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牛津印度史》中，他写道：“印度历史对玄奘所欠下的债是无法估算的。”

此外，在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的西域和中亚考古学著述中，《大唐西域记》英译本的史料也被广泛引用。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载《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5 页。）

《大唐西域记》不仅解决了印度历史上许多疑难问题，也从佛教视角记载了玄奘生活时期的佛教分布情况，保留了极重要的资料。如释迦牟尼降生、成道、说法以及分奉舍利、建塔、造像等有关事迹：佛灭年月的传说、诸大弟子教事，以及佛灭后如何进行结集等；其他如阿育王、迦腻色迦王建立石柱、造塔都有相关记述；尤其是玄奘记录的对7世纪及以前佛教大、小乘的分布和传播情况以及佛教内外论争（内部的如大、小乘之间，大乘空、有宗之间及其他各派别之间，外部的是指同印度教、耆那教、祆教等的争论），学术史价值极高。此外，《大唐西域记》多处提到婆罗门教、耆那教、祆教的情况，还涉及密教和印度民间宗教怛特罗教，这些内容是中古期东方宗教研究的宝贵参考，也是研究印度宗教思想发展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尤其是帮助后世学者判定了释迦牟尼的生活年代，成为研究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著作。季羡林先生曾指出：“释迦牟尼年代的确定，中国载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记》对于确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过作用……除了释迦牟尼的年代以外，《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有所记述。”（季羡林.季羡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结语

玄奘西行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影响，他的壮举超越了对佛学知识的探求，彰显了中国古人对异域文明的向往和对理想主义的渴求。作为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仅展示了广袤西域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及宗教文化状况，同时也使人们深入了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历史。由于它的记载内容涉及古代西域，以及中亚和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成了世界各国学者格外重视和关注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之一，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印地文等多个版本。

玄奘以自己一生的实践，践行了平等、和平、友好，互相学习、彼此吸纳的文明交往模式，在历史上，这种模式让不同的文明在交往中获得了共同的发展与进步，这是玄奘对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贡献，也给当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当下丝绸古道又一次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之际，我们重温《大唐西域记》这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有利于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加强，有助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8日 10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