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未来两三年要趁势把年均可比增速往上抬到接近6%

潜力与压力并存下，复苏，依然是2023年中国经济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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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经济定下“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承前启后的基调，同时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明年经济增长目标该如何设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财政赤字率如何设定？房地产市场会回暖吗？如何继续为小微企业纾困？何时可以走出经济增速下行周期？

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日专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我特别看重的是在2023年大概率经济往上走的背景下，能不能趁势把经济维护在合理区间，即先恢复向上，之后维护在合理区间。”贾康说。

对于2023年引导性增长目标，贾康给出了“同比6%或6%以上”的预期，他建议，应该更关注两年复合增长率，即使2023年能达到7%，2022和2023两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也只有5%稍高。“‘十四五’如果要争取在5.5%-6%的增速区间，也就意味着再往后两三年，要趁势把年均可比速度往上抬得接近6%。”

关于2023年财政赤字率，贾康建议，可以提高到3%或以上，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两大维度要在总量与结构上优化综合。

房地产行业，在贾康看来，回暖已是大方向，但回暖的过程一定是有“冰火两重天”格局之下的差异性。

2023年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趁势把经济维护在合理区间

澎湃新闻：您近期多次强调，2023年是“关键的一年”，“关键”在哪里？

贾康：“关键”这个词，管理部门经常用，一般来说不是唯一的。

现在讲2023年的关键意义，我特别看重的是在明年大概率经济往上走的背景下，能不能趁势把经济维护在合理区间，即先恢复向上，之后维护在合理区间。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态势是一个下行过程，速度一降再降，在一开始的影响因素——阶段转换、新旧动能转换上面，后来又陆续叠加了好几层影响因素。

但是11月以后，防疫政策有重大的调整，现在一般预计各个地方将有先有后经过一个政策调整后的疫情高峰期，一般认为1-3个月，全国各地将陆续“扛过”压力期，如果不再出现新的毒株变异等问题，大概率明年一季度以后，整个经济走势会往上。

我很看重往上的走势，因为这个“往上”不是一般的波动，看清楚前面几个影响因素以后，这是可能带有转折意义的一个变化。转到哪？还是要到中高速区间里维护经济合理区间运行的速度，这个速度一定要有对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的保证意义。对保证速度我们有测算，“十四五”开始到2035年的15年时间段内，应该要接近5%，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再翻一番。这当然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更是现代化全局战略的意图能不能够如愿实现的问题，它具有客观的支撑因素，还要有我们主观努力的因素，要合在一起。

我所强调的2023年带有关键的意义，主要是看重这点：大概率经济往上走了，能不能趁势把经济维护在合理区间，这对于整个现代化战略实施中如愿对接达到目标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澎湃新闻：您指出，2023年的引导性增长目标可以在6%或6%以上，原因是什么？

贾康：从2020年、2021年对比就能看得出来，2020年经过努力只有2.3%的正增长，2021年复工复产上半年比较顺利，下半年又出现“三重压力”的问题，但全年同比还是有8.1%(编注：国家统计局最终核实增速为8.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3个百分点)的正增长，道理就在于上一年的基数很低。这一次2022年为差不多3%出头的增长，又是一个低基数，而2023年经济大概率是一季度以后往上走，所以明年的同比指标会很好看，一般认为达到6%不成问题。我觉得2023年两会的引导性目标可以提6%或者6%以上，经过努力达到7%甚至8%也有可能。

更有可比性的速度量值，还是两年复合在一起。2020年和2021年两年增速复合在一起平均是5.2%，和2019年的6.1%速度相比，又下降了近一个点；如果2022年增长速度3%出头的话，2023年假定能达到7%，两年的复合平均增长率可能还超不过前面的5.2%，仍然不是理想的中高速状态，不符合我们这15年的保证速度诉求。我有一个观点：这15年间“十四五”的速度重心可能是最高的，“十五五”、“十六五”速度重心有可能往下落，对此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前面要争取向经济潜在增长率6%左右靠，“十四五”如果要争取平均为5.5%-6%的增速区间，也就意味着剩下的两三年，要趁势把年均可比速度往上抬得接近6%，最好达到6%；“十五五”如果落到5.5%以下，希望不要击穿5%；“十六五”如果落到5%以下，希望不要击穿4.5%；这样15年算总账，保证速度就达到了。

澎湃新闻：2023年复苏的推动力是什么？

贾康：直接看复苏，肯定还是与防疫抗疫“扛过”压力期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更要看重的，是能不能真正在改革深水区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带出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形成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这个进一步解放也要落到“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上，意味着升级发展。全要素概念更强调科技成果应用、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支撑因素，更多是强调所谓“索洛余值”概念下不太容易测算清楚、但大家都知道肯定有重要作用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变革的正面效应，是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澎湃新闻：您觉得哪些领域会加快复苏？

贾康：现在看得很清楚，中央已经对房地产领域暖风频吹，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到最近的“金融十六条”，也是投融资方面很实的支持。

数字经济方面明确提出完成整改，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肯定是要鼓励他们振作起来，继续创新发展。

还有实体经济怎样升级发展，这里面“专精特新”等会作为重点发力。“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可能不是一两年的事，但肯定是国家要重点考虑的大事项。绿色低碳产业在升级发展里也很重要。

与以上各个视角结合着就有新基建，新基建“七大领域”已都有名录，都是我们进一步以有效投资扩大内需并拉动消费潜力释放的驱动力。

当然，有效投资并不止这些行业，发展其实是要全面铺开的，相关的各个行业还得具体分析。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在总量扩张与优化结构上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和提效的着力点分别在哪？

贾康：现阶段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积极”二字首先特指政策的扩张性特征，即在经济运行状态相对低迷、下行压力需要得到对冲的情况下，财政应采取减税、降低企业负担和增加支出以提升经济景气为取向的政策安排。

我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应在两大维度即在总量与结构上综合优化。首先，在总量扩张维度上，2023年，我国财政政策将注重适当提高赤字率水平，会相应匹配合理提升公共部门负债率水平；其次，在优化结构维度上，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施行支持有效投资、引导消费增长、促进配套改革和完善社保体系等相关的多项收入与支出可选措施，专项债、贴息等政策工具，在体现“四两拨千斤”式发挥乘数放大作用的同时，更具有鲜明的优化结构、支持重点领域发展的功能作用。

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可作如下理解，第一，财政支出的规模特征将在几年来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继续体现其连续性；第二，已支出规模特征体现的“强度”，合乎逻辑地服务于积极财政政策总体要求的扩张效应的生成，并在支出资金来源有限的条件下，需要合理地通过赤字安排来达到其强度目标；第三，支出强度的概念，必然要延伸至几年来中央已明确要求的支出资金要以“实物工作量”的考核来落实其绩效；第四，财政支出强度的具体落实，必然要与财政政策不可替代的“优化结构”功能有机结合，融合于、体现于通盘的“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财政预算中。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明年我国财政政策将注重适当提高赤字率水平，您曾建议，要提高到3%以上，背后有哪些客观需要和主观可能？

贾康：我觉得明年财政政策必须把赤字率进一步提高。提高以后，填补赤字将主要靠公债发行，我国的公债仍然还有安全区里的可用空间。

赤字率安排，在中国带有政府政策的导向意义和政府态度一定程度的象征意义，前几年高的时候提到3.6%，后来落到3.3%，去年降到2.8%，而对2.8%有特殊的说明，有些特别的一次性的资金来源是配上去的。今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次性资金来源去匹配了，但客观形势又特别需要扩大内需对冲下行压力，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赤字率抬高到3%以上为好。3%以上，更多的也是体现政府的一个姿态、政府政策的一个大方向，当然也要落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的安全区之内。

澎湃新闻：积极的财政政策也要兼顾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如何把握？当下财政风险控制的重点在哪里？

贾康：财政的扩张安排服务全局的高质量发展，与财政自身的可持续运行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从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综合分析，如果2023年把赤字率提高到3%或再高一些，仍然是有安全性保障的，但我们也需瞻前顾后，留有一定余地，不宜一下提得过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风险控制方面特别提到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确实因为我们公共部门的负债率还有空间，更多关注的还是地方债如何规范化运作，应予以特别注意的是隐性债务问题。预算法修订后，阳光化举借的我国地方债，其规范性相对较高，但是仍有出于特定原因的一些地方“隐性负债”，其规范性低而风险度高，应作为财政风险控制的重点。要高度重视通过制度建设、管理优化、加强监管来防范与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因素。

此外，要特别注意针对地方层面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加以提高，通过财力的适当下沉，做好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工作。

房地产业大方向回暖，但是过程会在“冰火两重天”格局中展开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指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后随即提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两者放在一起，释放出什么信号？

贾康：这很值得关注中央指导意见表述内含的逻辑。原来讲房地产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是防范“灰犀牛”会从房地产过热这方面冲击我们，实际的结果变成了“灰犀牛”是从房地产特别低迷、甚至人们担心会崩盘这方面冲击了我们。

现在会议在提出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后面紧跟着讲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实际上暗指着这种联系，即如果不把房地产支柱产业的情况调到可持续，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金融风险。其实这是它隐含的逻辑判断，因为房地产业界所有的这些经济活动，跟金融系统和国民经济运行大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澎湃新闻：您认为2023年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回暖？近期，多地取消限购、限售等限制性政策，在您看来，这种调整的作用有多大？

贾康：大方向肯定是回暖，但是回暖的过程一定是有“冰火两重天”格局之下的差异性。“火”的一边已经回暖了，我们已经看到深圳、杭州这方面已有迹象，“冰的”那边就得观察等待，不会一起回暖，更多要强调一城一策，一地一策。

限制性政策要减少和放宽，是这个阶段上的大势所趋，会起一定作用，会配合着回暖。要因城施策，但是各地大方向的共同点还都是放松。

澎湃新闻：2023年房地产行业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贾康：应该是在房地产市场出现这种回暖，使它更好配合扩大内需、发挥支柱产业作用的同时，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它“健康发展新模式”的问题。

中央用“健康发展新模式”这个术语，我觉得实质上还是原来讲的“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打造出来。怎么打造？2016年“9·30”新政推出那一年，中央提出要依靠“基础性制度建设”来打造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但我们这些年有关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远未过关，始终是只治标不治本。

基础性制度建设，至少要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住房双轨制，即做好商品房和保障房的开发规划；二是土地制度改革，一个未来推进的大方向可以是建立符合现代经济要求的很清晰的产权界定和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统一大平台，配之以服务于国土开发高水平顶层规划的土地收储制度；三是金融制度，前面说住房是双轨制，那金融就不可能只是单轨的，一定是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互协调，相互呼应，来支持土地开发、不动产形成，以及住房制度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四是房地产税问题，中央在这方面，大方向一直没有动摇过，棘手的问题只是怎么创造条件推出它，确实比较复杂，往后还是要找到合理的一些配套条件，通过改革试点扩围，提供更丰富的本土经验支持“税收法定”轨道上的推进，创造条件，还是要攻坚克难推进这个改革。

中国经济增速走出下行周期值得期待

澎湃新闻：民营经济与就业、社会稳定密切相关，2022年以来，宏观政策上一系列旨在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措施持续发力，在您看来，哪些政策效果比较好？哪些在2023年可以有所调整？

贾康：中小微企业里边最主要还是1.6亿市场主体中占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疫情冲击之下，原来2020年的经验有必要还可以再用，比如以财政贴息来给他们发放优惠贷款，让企业能够维持，实际上就维持了就业，维持了基本民生。“扛过”压力以后，稳定局面就可以连续，扛不过去，情况就很危险，所以2020年的抗疫特别国债里有2000多亿元专门直达到基层做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这对于小微企业是最实的支持。

另外，各个地方可以具体考虑，因城施策，比如对店铺式企业，一般是餐饮、销售、服务等类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发放促销性质的消费券，当然这只能是辅助性的，但有比没有好，也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经济增速需要实现中期概念的L形转换，目前来看，L型转换还有多久可以实现？

贾康：大概率2023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应该往上走，但能不能达到中期概念的L形转换，要努力争取，我觉得应该值得期待。

前面我国曾有2015年到2018年12个季度的增速平台状态，后被贸易摩擦打破，而贸易摩擦的一些影响现在已经大体消化了，渐有新的平衡点了，速度重心已经降下来，如果疫情影响消化掉，是不是有希望再实现一个速度重心比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6.7%-6.9%要低一些的新的平台。至少我们要争取如此，比如，比那时降一个点则为5.7%-5.9%，很值得争取在这样的平台上运行一段时间。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